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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

发布时间:2020-05-09 点击数:70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

余永定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的。其实,仔细分析,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

  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余永定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余永定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