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中国的推进

[国家教育委员会（存在于1985年至1998年，1998年起再次更名为教育部）从1985~1996年在人民大学，后来又于1988~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年期的经济学培训班，每班由全国选拔出来的约50位研究生参加。其中用到外汇的费用大部分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因此简称“福特班”。]

6月25日我参加了在人民大学举行的“福特班”校友每年一次的聚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存在于1985年至1998年，1998年起再次更名为教育部）从1985~1996年在人民大学，后来又于1988~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年期的经济学培训班，每班由全国选拔出来的约50位研究生参加。其中用到外汇的费用大部分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因此简称“福特班”。

教育部在1983年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引进现代经济学。1983年10月20日，教育部外事处处长王复孙和负责经济学教育的王泽农处长到普林斯顿大学和我讨论此事。在我家里，我们三人研究决定在1984年夏天举办经济学培训班。他们决定用英语授课，没有翻译。因此只选出了30多位参加。因为在美国第一年经济学研究生必修的三门课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我决定把这三门课分别在1984年、1985年和1986年进行讲课。1984年首先在北京大学举行，1985年后迁到人民大学，因为人民大学是训练干部的大学。1984年我请了三位美国最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授前来讲学。1984年7月5日我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交谈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次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我正在主办微观经济学讲学的报道。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举办1985年宏观经济学培训班的时候，国家教委和我决定办成一年度的培训班。每年，我请到有名的经济学家到培训班任教。有些好学生由美国教授推荐到美国大学进修，后来不少拿到了博士学位。

1985年夏季，我同时建议由国家教委选拔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生，由我安排到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我请了两位在1984、1985年暑期时到中国讲学，且是美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一同签名写信给美国和加拿大名校的经济系主任，信内说明了我们和中国教委的合作。结果大多数我们介绍的学生都被接收为博士生，而且获得了奖学金。这个项目举办三年后，国家教委决定停办。我想原因之一是怕许多同学会留在美国。

由“福特班”训练或由国家教委推荐到美国读书的研究生今天在中国与美国社会取得了很大贡献。一些人当上了教授，一些人开办了企业或在政府服务。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中国重点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或是教授，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经济学的研究。十多年来，中国会有30多个院校每年前往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开会时不但由会员发表论文，互相讨论；而且给博士毕业生找工作和各院校招聘年轻教师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中国的院校也会到会招聘经济学教师，以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院有了好的领导和高水平教师以后，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教育入手增强了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资源的质量；二是增强了中国社会各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三是增加了参与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决策的人才。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比物质资源更为重要。我们看富裕的国家，会觉得它们有充足的物质资源，建筑时尚美观，工厂设备先进，其实，这都是由人力资源创造出来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德国的物质基础大多被毁坏，但它们有丰富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很快就重建起了国家。因此中国受过训练的经济学人才是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

          受过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可以建立活跃的社会机构，如各种企业、学校和慈善工作团体。受过高等教育以后，工作的质量会变得更好。

决定良好的经济政策是政府的重要任务，需要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担当。经济政策的好坏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有效的经济政策不但需要经济学的学问，还需要经验。有些已在经济学期刊发表过重要论文但没有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经验的经济学家，当了重要国际经济机构顾问，在经济发生危机时受命帮助受害国复苏，却做出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建议，结果把国家弄得更坏。